不是有没有市场机制的问题,是很多应该靠另外一种约束机制来管理的东西,都按照市场游戏规则进行交易了。
我认为,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思维方法与逻辑推断。比如,地方政府要千方百计地把GDP搞上去,这时面临一个矛盾:有限的财政或者向银行贷款的钱,究竟是用来提高地方GDP的增长,还是用于民生工程建设?现实情况是,各地方政府为GDP考核而展开激烈的地区间竞争,而对本辖区内居民的公共产品提供并不是其最优先考虑的目标。
范剑勇认为,收入分配当中最急于解决的问题是农民工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然后是其他社会保障问题。比如说,生产100个杯子平均下来一个杯子可能需要50块钱,生产1万个平均下来需要10块钱,生产10万个平均下来可能需要5块钱,也就是说随着需求规模扩大和分工细化,成本不断降低。大约从去年开始,他转变过来,着重研究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茅于轼老先生以前是学机械的,在接近正常的退休年龄时才开始研究经济学,现在都80多岁的高龄,还非常关心国家的经济、关注民生,这点我很佩服。这是一种饮鸠止渴式的增长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容易集中爆发。要维持地方GDP短期而又持续的增长,只有不断进行新一轮的征地、新一轮拍卖、新一轮的土地融资进行城市化建设,土地价格抬了上去,住宅价格也跟着抬上去了。最受关注的是,大会最后要推选出新一届政治局委员,而这将对中国今后五年甚至十年发展方向都起到重要甚至决定作用。
三是房地产市场仍然疲软。而制造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速回落了1.5%,汽车制造业增速回落至33.7%,为年内最低,说明投资反弹的基础仍不牢靠。但实际上,近两月中国出口反弹很大程度上与苹果智能手机产品出口有关,中国作为苹果手机唯一生产国,恰逢新一代产品上市,10月仅这一项便对出口增速贡献了6个百分点,可以想象,这一趋势必将难以持续。笔者记得,仅在一月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发改委主任张平都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中国经济的担忧。
上市公司的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末,A股可比的2268家公司应收账款总额也已达1.99万亿元,同比增长19.78%,远远超越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速,后者前三季度同比升幅不过6.17%。而究其原因,便是财政政策刺激加大,带动铁路投资迅速反弹,增幅达240%。
但笔者对于中国经济如此快速回升,仍存有疑问。通过调研,笔者发现,十八大已经深刻的影响了企业对未来政策的预期。数据基本上延续了9月的启稳回升趋势,工业生产、消费、投资等增速出现上升,特别是铁路、道路运输业在财政刺激的带动下,大幅反弹。作为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党代会,这次会议不仅有最高决策层对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形势的回顾、对当前经济的判断,以及对未来经济政策的展望。
10月中国出口超预期, 11.6%的增速较9月9.9%的增速继续回升。正面的舆论引导产生乐观预期,使消费者增加消费,提升经济增速。2007年十七大召开前一个月,即当年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工业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17%、18.9%和26.4%,均高于当年的平均水平16.7%、17.5%和26%。而仅相隔一个月,周行长在十八大的集体采访活动中,语气便有了明显缓和。
甚至有很多已经陷入困境的企业,判断十八大之后会有更多的利好政策出台,因此,尽管面临应收账款较多的局面,也都以三角债的形势继续维持,希望能最终享受到政策红利,扭转局面。可见,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成果表明,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存在一定的联系。
一是当前企业应收账款大幅提升,三角债问题比较突出。一方面,10月房地产相关消费反弹的局面未能持续,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家具、建筑及装潢材料同比增速分别回落了4.5%、1.6%、2.2%,显示房地产相关消费对增长的支持并不稳定。
(来源:FT中文网) 进入专题: 经济周期 。总之,笔者认为,反弹的经济数据中,政治因素起到了很大作用。例如,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速分别回落0.4、0.5个百分点。另外,考虑到未来美国面临财政悬崖,欧盟下调了欧元区和欧盟今明年经济增长预测等,预计海外经济运行仍是困扰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反弹的另一重要不确定因素。另一方面,尽管最新诸多房地产数据止住了继续下跌的趋势,如投资与新开工,但这些数据仍处于历史低位,1-10月投资同比只增长15.4%,新开工下降8.5%。如此看来,对近两月经济数据良好表现,不得不考虑到中国经济周期中特殊的政治力量。
具体体现在,首先,每当党代会召开的前后,决策层都会力争创造一个较好的经济环境,推出积极的政策,而这也会对经济数据有一定的提振。而从刚刚结束的作为中国外贸风向标的广交会上来看,本届广交会采购商与会人数和出口成交额也双双下滑近一成。
另外,媒体的口径也大同小异,乐观判断居多。但十八大结束后,预计新一届领导层仍会以平稳过渡,仅会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太乐观的政策预期恐将落空。
二是投资方面,虽然在财政刺激的带动下,铁路、道路运输业大幅反弹,但企业投资仍在下滑之中,令人担忧。而如果单从经济数据来讲,笔者通过仔细研究各分项数据后发现,乐观数据背后,其实也存在隐忧。
缺少房地产支柱,仅靠基建投资一个支柱能否稳投资,也存在疑问。比如,2002年十六大召开前一月,即当年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工业增速分别为9.4%、14.2%,均高于全年的平均水平8.8%与12.7%,固定资产投资与全年平均持平。数据显示,今年9月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增至8.2万亿,同比增长16.5%。四是出口意外转好,但强劲趋势恐难持续。
近期10月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又超预期。特别是周小川行长10月初在《中国金融杂志》上的发文表示,目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金融改革和支持经济增长的任务很重。
因此,笔者认为,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还应以审慎为主,不宜过度乐观,要实现中国经济真正稳健复苏,还需要不懈努力。其次,通过舆论效应对居民预期进行正面引导。
例如,他发现,1961~1985 年期间美国在净转移支付上存在选举周期(1988)。试想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美国面临财政悬崖风险,欧盟下调明年欧元区经济零增长之际,中国经济就凭基建投资就能一枝独秀?与此同时,一重要政治事件正在发生,即北京正在召开中共十八大。
他认为,德国尽管拥有独立的中央银行和保守的财政政策,但仍然存在政治经济周期(1992)因此,也亟待通过修改给予化解和消减。另一方面,征税人的权利也大于纳税人的义务,即就是说,取之于民的大于多于用之于民的。一方面,征税人的权利大于自己的义务,征税人自己的权利大于多于自己的义务。
(深圳特区报理论周刊2012.11.06) 进入专题: 预算法 。具体表现在:往往不是根据各个部门所承担的事权大小分配资金,而是根据各个部门的权力大小分配资金,其结果可想而知,不是干事的部门缺少资金,有心无力,就是不干事的部门经费充裕,有钱花不完,不是奢侈浪费,就是动辄突击花钱,助长三公消费的歪风。
显然,这是现行《预算法》最需要完善的。而要排除这个障碍,显然必须从优化预算权力,扩大预算权力的民意基础方面着手。
既表现在同级政府部门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的不公正,也表现在上下级部门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的不公正。因此,同样亟待通过修改给予化解。